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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修复为何难以大面积开展长叶虫豆

2022-07-29 03:46:26  华源农业网

耕地修复为何难以大面积开展?

耕地修复为何难以大面积开展?耗资大收益低,技术不成熟,法规不健全。

清远市佛冈县水头镇铜溪村村民陈锦培,将沙糖橘树砍掉后,把农田交给科研单位进行土壤肥力提升试验,自己在邻村借地种粮。

"现在耕地修复只是小范围试验,为以后大面积修复探索方法,但实际上推广起来很难。"汕头市环保局局长黄腾远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近两年,汕头市环保局在贵屿镇开展了216亩土壤修复工作,其中96亩修复为耕地。

事实上,全国均面临着耕地修复难以大面积开展的困境。根据江苏省(宜兴)环保产业研究院数据库(jieidatabase)数据显示,从2009年起,我国土壤污染修复项目数量呈指数型增长,当年不到20个土壤修复项目,2013年一年已有100个项目。然而,这其中,耕地修复项目依然少得可怜。到2014年底,该数据库中收录了全国共358个土壤修复项目,其中耕地修复项目仅7个,占比2%.

对于这种现状,受访专家、官员和业内人士均认为,耕地修复耗资大、技术不成熟、法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导致耕地修复难以大面积展开。'

耗资大收益低耕地修复推广难土壤污染修复市场中,一般分为场地修复、耕地修复和矿区修复三种。与场地修复相比,耕地修复耗资巨大,周期很长,且收益较低。

贵屿镇两个修复地块的修复直接成本一共是977万元,其中修复成耕地的96亩农田耗资578万元,耗时两年,而修复成工业用地的116亩地耗资399万元。"耕地修复很难推广,耗资太大,而且,也不太可能让农民大面积停止种植几年,进行耕地修复。"汕头市环保局副局长蔡怒潮说。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按照每亩耕地3万元修复成本来算,修复全国5000万亩中重度污染耕地需要1.5万亿元,更何况,多数企业的报价都不止3万,"至少5万才能保本。"在刘阳生看来,应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耕地修复产业。

"这很难吸收社会资本的。"广东万山土壤修复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翔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相比场地修复,耕地修复收益太低,民间资本不太愿意做,"也不可能指望农民出钱,耕地被污染,农民本身是无辜的,是受害者。"然而,在最需要政府资金投入的耕地修复领域,政府投入反而很少。jieidatabase数据显示,从平均投资金额看,场地修复每项的平均投资额达到5000多万元,远远高于矿区修复与耕地修复。耕地修复项目不仅数量少,平均投资金额也最小,约为1000万元,仅为场地修复的1/5.

"场地修复周期短、见效快、收益高。"李翔告诉记者,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比较愿意投钱修复场地,再转手将土地卖出,往往能获得丰厚的利润,"按一亩地30万元修复成本算,这对于地产公司来说,是很小的成本。"

排污企业关闭,责任主体难找

耕地修复还面临着责任主体不清的问题。

"场地污染是谁污染谁治理,责任主体清晰。"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告诉记者,但农业部门进行耕地修复时,往往很难找到责任主体。

对此,李翔也持同样的观点。"这是我国目前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导致的后果。"李翔告诉记者,企业排污属于环保部门管,但是,对农田造成重金属污染则由农业部门来牵头修复,"农业部门没有执法权,现在也没有法律支持农业部门追溯污染企业。更何况,很多企业早就开完矿,关闭走人了。因此,只能由政府出钱修复。但政府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佛冈县正面临这种困境,目前当地仅剩一个硫铁矿,其他开矿公司早已关闭停产。而在汕头的贵屿镇,农田重金属污染是由二三十年电子垃圾产业野蛮发展造成的,已经分不清谁是责任主体。

"如果能通过立法,进一步加大对污染企业的追责力度,比如建立终身责任制,让污染企业承担一部分耕地修复的责任,或许这个问题会容易解决一点。"李翔说。

更多的人将希望寄托于即将出台的被称为"土十条"的《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万洪富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科研团队已经帮助韶关市政府做好仁化县和翁源县重金属土壤修复的实施方案,就等着"土十条"正式发布,"一旦发布,政府政策倾斜力度会加大,到时候,韶关就可以去申报,开展大面积耕地修复项目。"

污染类型多样修复技术有限

在汕头市环保局局长黄腾远看来,耕地修复无法大面积开展,还因为耕地重金属污染类型多样,情况复杂,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治理技术。万洪富主张,因地制宜,采用不同方法综合治理,"很多专家反对客土法(指从别处移来土壤置换原来的土壤),但我认为,只要符合当地的情况,未尝不可。"在万洪富看来,客土法需要农民停止耕作几年,不太现实,"我们提倡边治理边修复。"通过间作或轮作不同植物吸附重金属,是目前土壤修复最常见的技术之一。"种植低吸收的水稻和高富集的作物,高富集的植物将重金属吸走,让产出的水稻重金属含量达标。"不过,广东万山土壤修复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翔认为,这种方法理论上行得通,也适用于小规模的修复试验,但在大面积的农业生产中,很难实施。"污染源不同,农田累积的重金属种类多样,需要种植不同的植物才能有效吸附。那么多不同的植物,很难收成。"李翔和万洪富都提到使用调理剂进行土壤重金属固化的办法。"如果能找到很好的调理剂,甚至都不用采用植物修复法。"万洪富说,使用调理剂并非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吸走,而是降低重金属的活性,将重金属固定在土壤中,减少植物的吸收。

修复是阻止重金属进入作物

受访专家、官员和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需要普及一个观念:耕地修复并非一定要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而是要阻止它们进入植物,保证农产品食品安全。"很多专家一谈到耕地修复,就说要把重金属都吸走,让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达到耕地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很难的。"万洪富说。事实上,贵屿镇96亩耕地修复最终的成果,也只能是保证产出的农产品达到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

广东省生态环境和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曾在《东方早报》上发表文章《三个矿区的不同结局及其启示》,文章对比了英国西南部的shipham村庄、日本发生"痛痛病"而广为世人所知的神通川流域的妇中村、广东韶关上坝村,三地农田土壤中重金属含量以及农作物对当地居民健康产生的影响。

1979年,经研究机构采样分析,英国shipham村庄表土镉含量高达500毫克/千克,但当地居民镉摄取量仅为200微克/周,远低于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400-500微克/周。到2000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医学系证明,shipham污染区居民在死亡风险、癌症、中风等指标方面,污染没有带来负面的健康风险。而韶关的上坝村土壤中镉含量平均值为0.74毫克/千克,但稻米约有一半镉超标,蔬菜几乎全部超标,人体摄取的镉为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3.6倍。

陈能场的文章分析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中英两个污染区域居民摄取重金属的途径不同、饮食结构不同之外,还由于两地土壤性质不同,导致土壤中重金属活性不同。英国的矿区为白云矿,主要成分是碳酸锌,土壤呈碱性,含有大量锌,这决定了土壤中的镉对植物的有效性很低,只有0.04%;而上坝村土壤中含硫量高,土壤极度酸性,ph值在4.0左右,尽管土壤中镉含量不高,却高度活跃,有效性高达85%.

因此,李翔认为,耕地修复,更重要的是,使用土壤调理剂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调理剂中的活性硅先和水反应形成硅酸,硅酸会与重金属结合形成不溶性的沉淀物。这样,就可以把重金属固定在土壤中,再让自然自身的力量慢慢去修复。"目前,清远市佛冈县准备采用这种方法修复水头矿区3000亩重金属污染农田。

此外,受访的专家、环保官员、业内人士均表示,对于重度污染的区域,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种植结构,"就种一些不会进入食物链的作物,不危害人体健康就行了。比如种植棉花。"万洪富认为,耕地修复只需要修复轻度污染和少量中度污染的区域,重度污染的区域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修复。

"我也不主张继续花这么多钱和精力对耕地进行强制的人工修复,应该在控制污染源的前提下,让自然的力量自己去修复。"蔡怒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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